HAPPY EVERYDAY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十七大是个非常重要的会议，现在整个中国经济和发展实际上面临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这次党的代表大会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发生的，过去三年我们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争论，就是关于改革的方向的争论，所谓“第三次改革大争论”。这次争论比过去前两次都要激烈，实际上十七次代表大会对这次争论作了结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次争论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争论，而且做出了很好的总结，对于反对改革、反对开放的意见，做出了一个非常坚定明确的回答，为中国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定了方针和政策。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决定落到实处，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把这些方针和政策落到实处的话，那我们有望在2020年真正成为经济上的强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理想。

我讲三个问题：

一、中国的发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我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也就是9年前，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现在的状况，很像西欧在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期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转化时期所处的那么一种状况，特点呢，就像Dickens《双城记》开篇里的话所讲的：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又一起走向另外一个方向，也就是地狱了。

我把它叫做两头冒尖的情况，今天没有过去。所以说事情就有两个方面，我们讲成就，是极其巨大的，这个是世界公认的，比如说20多年来，我们GDP增长了13倍。我们的进出口贸易增长了84倍，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一改改革开放之前20年生活水平基本没有动那种情况。在开始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曾经总结过了，从1957年到1977年，20年的时间，人均基本消费没有任何提高，粮食的消费、布的消费、食用油的消费、住房面积，20年没有提高。

这个29年那是得到了普遍的提高的，城市不用说了，农民的纯收入平均年增长率是6.7%。贫困人口，按照中国政府的标准，叫绝对贫困人口，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农村的发生率是31%，近三分之一的人处在这个贫困线之下，到了去年是2.5%。当然因为我们人口众多，从绝对数还是很多的，我们不能满足于取得的成就，还需要继续努力。但是从发展、从比较来看，我们这29年取得的成就是很大的。全世界的减贫人数主要发生在中国。

这方面我们不多说，讲一下另一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现在国内的经济失衡和国际经济关系的经济失衡，可以从两方面去看，从国内看和从国际看。国内的失衡主要表现是，高投资、高积累、低消费，因为是靠了大量的投资所带动的经济增长。到了90年代，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问题和环境恶化问题变得非常突出，到了现在20世纪初期，这个就变成一个爆发性的问题。比如这几年，因为我们的钢铁产量剧增，消耗又大，所以把全世界的铁矿石买得飞涨，不但我们自己的资源完全不够支撑了。另外还有一些不可贸易的资源，那问题就更严重了，比如说，水资源。上海可能好一点，在华北地区就变得非常严重的问题，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有些地区已经“打漏了”，就是整个深层地下水过度使用。所以地表和下面的水接不上了，甚至出现大面积的塌陷。

至于污染问题，空气尾气的污染、二氧化碳排放的污染、硫的污染，还有水的污染。因为我们采用了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使得水里面除了有害物质之外，还因为过度施肥和养殖，使得氮磷含量太高、富氧化。上次闹太湖蓝藻，弄得人心慌慌。这种问题普遍发生。

内部失衡

就是说，资源的瓶颈和环境的瓶颈已经严重地限制了我们经济的发展，而且，威胁到我们的基本生活。这个过度投资一定会伴随一个消费不足，因为GDP里面投资比重太高，消费的比重当然就相应降低。现在投资占GDP的比重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没有过的。西方国家大部分投资占GDP的比重是在20%上下，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投资更多，当然它的投资力在高速增长时期会高一些，像印度，现在是22%左右，像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也是投资拉动增长，大概占GDP的34%，我们在大跃进的时候企业有这样的问题，那个时候的投资率也在32%-34%。我们现在是多少呢？现在早就超过了45%，目前在向50%前进。反过来说，消费的比重就很低，消费占GDP的比重低会带来好几个问题，首先的问题就是基本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太慢。相应来说，贫富差距就会拉大，贫富差距拉大又带来一个问题：收入水平越高的人，他们的消费倾向越低，于是就造成了产能增加极快，最终需求不走。像这样一些问题，就不光是经济问题了，它有时候就变成了社会问题。最终消费不足造成了企业经营上的困难，盈利性的降低。

外部失衡

这是从内部失衡来讲的，从外部失衡来讲，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存底越来越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跟我们的贸易伙伴国之间贸易摩擦越来越大。这是从微观层面上说，从宏观层面上说，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我们大致的理解就是货币过量供应。货币过量供应就构成资产泡沫的形成，货币过量供应可能有两个结果，一个是物价指数的提高，或者在中国来说就是通货膨胀，物价总水平的提高；另外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资产价格的膨胀，所谓资产最主要是三个东西了，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股票、债券，第三个就是收藏品。这个事情的发展就会引起金融系统性的风险，所以现在忙着处理这样一些问题。

现在采取的措施有大量的是舍本逐末，不是标本兼治的，或者宏观问题用微观办法去处理，比如说物价总水平是宏观问题，也就是说是总需求和总供给的一个对比问题，但是去处理它的时候常常用的是一些微观的手段，不如说限价。要从根本上去解决就要研究它的根本原因。

内部失衡的原因

在过去几年，从内外两个方面有过很多热烈的讨论，特别是为什么造成了内部失衡，大致上从03年开始到05年，有一个非常热烈的讨论，名字就叫增长方式的讨论。现在十七大的文件里换了个名字，叫做“经济发展模式”。去年我在这里讲话是着重讲这个问题，而且去年这个讨论从我这个观点的总结，去年也出了一本书，就是《中国增长方式的抉择》。我简单说一下，去年这个讨论的结论是什么呢？这种内部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采取了一种用资源投入和资本投入带动的这么一种增长模式，导致这个结果。这种增长模式，在中国有很深刻的根源，而且还提到政治上来论证它的合理性，这种增长模式是从苏联学来的，就是斯大林的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其实，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就是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前的增长模式，看一下下面这个图：

这个图是我们现在经济学对于西方国家增长阶段、增长模式和它的理论模型的一个简要的总结。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这些国家增长是靠什么？是靠自然资源的投入，主要是土地，所以那时候增长率很慢、很低，而且前景很不好。其实马尔萨斯论证的其他经济学家像亚当斯密、李嘉图都是这么看的，当土地都开发了以后，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发展了，那叫马尔萨斯陷阱在发展经济结论。但是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出现了新的情况，并没有掉进“马尔萨斯陷阱”。从18世纪后期开始了产业革命，增长率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因为主要的推动力量是靠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开辟了增长的前景，因为这种增长方式，要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所以就要生产机器，生产机器的机器就是重工业产品，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高度资本密集的，所以投资的增长速度就决定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但这种增长方式也是不可持续的，关于这一点，最早做出分析的其实是马克思，认真读过马克思的人都知道，为什么他预言资本主义马上要灭亡了呢？就是因为这种增长方式，在这种增长方式下一定是物质资本的投资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而消费越来越低，于是就会造成经济本身的问题。而且造成了所谓无产阶级贫困化和阶级矛盾的增加。可是，马克思去世以后好像并没有实现他的预言，后来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它是苏联红军占领下建立的之外，都是落后国家，不是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不是资本论里的那些矛盾激化的结果。

原因是什么？就是在马克思去世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增长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马克思是1883年去世的，在他去世前几年开始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就出现了新的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的特点：不是依靠投资、不是依靠自然资源的投入，而是靠的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所以这个争论最后得出的实际结论是：赶快转变增长模式，要赶快转向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这种增长模式。为什么这种增长模式没有能够得到转变呢，其实这种问题不是我们前两年才提出来的，苏联提出增长模式要转变，它提出的很早，60年代后期就提出来了。我们正式提出是什么时候呢？是“九五计划”，是1996到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要求转变增长模式，为什么时隔十年，到了“十一五”又来了？就是说，我们在“九五”的时候研究得并不深入，就觉着增长模式是有问题，要转变，但没有从理论上、从根本上一直到政策上都没有认真地去分析。这次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更加深入了，除了从理论、从增长模式、效率提高的主要途径，做了比较深入地研究之外，还研究了为什么没有转过来。简单的说，一方面没有消除转变这些模式的体制性障碍，也就是说，旧体制的遗产仍然在起作用，而体制不变它就很难变，这是从消极的方面说的。旧体制的遗产主要有四点：（1）各级政府有过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一个是土地资源，一个是信贷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的意志决定的。（2）以GDP增长速度作为各级党政领导政绩优劣的主要标志。这不单是组织部门看，包括民间也这么看。（3）我们的财政体制存在很大的问题，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与物质生产增速紧密相联。从财政收入来看，我们的主要收入占50%的税收是从增值税来的，生产性增值税的多少很大程度是靠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另外从支出方面说，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政府最重要的支出责任，比如说医疗保障，其它社会保障等支出责任，还有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过分下移。在上届政府的末期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九年义务教育在中西部的农村基本是没有实现的，发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就是办九年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在县以下，所以上上届政府最后做出了决定，把支出责任从乡提到县。原先支出责任在县及县以下，所以地方政府就要拼命的扩大自己的经济，否则的话他日子过不下去。（4）行政定价制度和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就是我们在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的程度很低。所谓市场化的标志是什么，就是价格的自由化程度。我们学过经济学的都知道，什么叫市场调节？市场调节就是由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调节，因为只有这个价格才能够反映供求，才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而行政定价，它往往是按照计划经济的习惯往低里压，因为计划经济全社会是一个大工厂，肉烂在锅里，所以总是把上游的东西，要素性的产品尽量压得低。所以像电价、劳动力、银行贷款的利率，一直到外汇，都是严重扭曲的。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就鼓励了浪费资源、浪费投资。这是从消极的方面说。从积极的方面说就是一个好的经济和社会政治体制，保证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地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个体制的建立速度不够快，详细地讲，现代市场经济它需要一个很好的法制环境，这个道理我们在那本书里有详细的说明。就是过去当我们的市场刚刚发育起来的时候，处在一个很低的阶段上，通常它是一个范围很陕小，在市场交易的人们都是熟人，这么一种市场。在这种市场上，血缘关系、乡亲关系，比如某种社群的关系，完全可以支撑这个市场交换的运转。为什么呢？因为在熟人中建立起来的信息网络已经可以有一个威慑力量，使得参与交易的人不敢任意的失信。

我在温州调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情况。一次危机来了的时候，就有成千负债的人跑了，还不起钱跑了，在外面混，混了一段时间以后，经济复苏了，他赚钱了，他还回来，回来以后还把钱还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市场，这个圈子里的人非常熟悉。如果你成了一个失信的人，不要几天，整个市场上的人都知道了，这个人不能打交道，那他就完了，什么生意都做不成。那个情况下，在乡亲关系、血缘关系和小的社群关系这个信息网络，他完全可以保证合同的执行。但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不是这么个市场，是个范围非常广大的市场，我们经济学上叫做非人  格化市场，就是陌生人之间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靠这个关系不行。中国13亿人，那全世界就更多了，你骗了100个人，其他几十亿人都不知道这个人是骗人的。所以他就没有任何顾虑地失信。那靠什么？靠第三方执法，在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就是正式的法庭执法。这样就要有一整个的法制体系建立，没有建立起来做生意危险性就太大了，到处都充满了骗局。如果一个人到陌生的地方做生意，为了保护自己，怎么办呢？通常的办法就是搞定当地的官员。今天我们在这里讲，我们这里很奇怪，发展了成套的语汇来表达这个现象。广东人叫搞定，上海人讲摆平，四川人叫勾兑，腐败就蔓延起来了，官员就有价，买官、卖官。

这样一些结论体现在十一五规划里面，这个讨论进行得比较好，它在十一五规划里面点了。但是正如刚才所说的，这个能不能执行下去关键在改革，要把旧体制的遗产逐步消除，把新的、好的体制建立起来，这个根本问题在改革。所以十一五能不能很好的执行关键在改革。所以在讨论里面05年提出一个口号，叫做05年应该是改革年，那么我们为十一五做好准备了。当时在讨论里面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一个意见，说现在政府的分利化太厉害，各个政府部门都追求自己的利，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施政，这个给改革造成很大障碍。所以提个建议应该叫改革攻坚年。后来政府领导人接受了这个建议，05年要成为改革的攻坚年。后来事实证明，这个05年没有攻起坚来，这就是因为在05年前面讲到的关于改革的大争论到了最高峰。这使得攻坚就攻不起来，因为有一派意见，说你改革的方向就错了，攻坚就是把老百姓都攻到三座大山下面去了。

“出口导向”政策需要调整

那么在讲外部的失衡，关于外部失衡问题的讨论比较晚，当然也是03年下半年开始，但是当时还没有想到这么本质的问题。当时只是日本提出来，后来是美国提出来，后来欧州也提出来，说人民币应该升值。当时国内的争论是人民币该不该升值，这个争论延续到04年，特别到05年就看得更深层一点，就不是一个升值不升值，升值对于出口的影响，对于西方国家这种要求应该怎么看。变成一个讨论什么问题呢？讨论一个根本问题是一个增长方式的问题。这里也有一篇文章，就是在我这个《呼唤法制市场经济》里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06年的7月和12月我们有两个场合上讨论了这个外部失衡的原因。前面不是讲到外部失衡、外汇存底过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贸易摩擦加剧等等，讨论它的原因有不同的意见，这次争论就更加深入一些了。这本书里281页以后有一篇去年12月我在财经杂志论坛上的总结讲演，这个题目叫做解决内外失衡的出路在于推进改革，实现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这是讲了一个什么事呢？这讲为什么会出现刚才讲到的那些外部失衡，它根本的原因是在于出口导向政策成功执行了一段时间以后要调整。我们前面不是讲到过我们是靠的投资拉动这么一种增长模式吗？这种增长模式一定会造成内需不足，就要出现经济上的困境，我们在58年试了一下，结果马上就出了大问题，这次我们时间很长，没有出现问题，就是用投资拉动。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的投资率比58年高得多了，这是因为日本发明的，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用的一个办法，就是出口导向，出口导向用外需来补充内需。现在我们出口依存度是世界大国没有的，就是说我们总需求中间很大一块各年不同，1/4-1/3是外需。这是日本发明的，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引进了，特别是在94年，94年外汇改革就是这种方针的一个部分。这个出口导向政策最重要的一个政策配合就是想办法把本币压下去——本币低估，本币低估它形成一个很强大的经济力量限制进口，鼓励出口。我们94年改革以前也用了这个方针，但是94年以后配合得很好，外汇改革以后，看我们的出口94年以后就上去了，外汇存底越来越多。但是所有采取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执行了十来年二十年以后就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个问题跟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外汇存底大量的增加，如果你这个外汇汇率是个均衡点上的话，按照经济学的分析，它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外汇存底。为什么外汇的盈余这么多呢？这就从经济上提出一个要求，要求改革汇率形成机制，要求进一步的市场化，但是进一步的市场化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升值，而升值牵涉到许多原有的利益格局，于是就有很多反对的意见。我们正是这样，从04年第四季度开始争论，争论中一般说实体部门和出口地区的政府，都是反对浮动、反对升值的，而经济学家越来越多的赞成升值。到04年差不多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要赶快浮动，赶快升值，不过采取行动比较晚了，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争论，就是快速地升值、快速地自由化，还是慢速地、缓慢地爬行式地升值。这个争论到现在没有结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现在两派意见在报上都可以看到。

那么如果说出口导向政策不作调整，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么就要保证不升值或者升值很慢。那怎么才能保证呢？现在我们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了，你不可能用行政命令来规定汇率，那么办法就是中央银行干预，中央银行入市干预，中央银行去收购外币，那么就能够使得外币的价格不至于下落，而人民币的汇率价不会升值。从04年开始收购的数量越来越大，04年每天收购一二亿美元，05年每天收购四五亿美元，06年每天平均收购七八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平均每天收购十四亿美元。用什么收购？中央银行货币。中央银行货币是高能货币，就是发行一块钱创造的购买力是几块钱，中国大概是五，接近五倍。那就是说你看我们一共有一万五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央银行用了多少钱呢？用了多少中央银行货币呢？用了十万多亿。那么他创造的购买力是多少呢？它创造的货币五十万。我们现在一年创造的GDP有22万元。但是中央银行用一些办法去对冲，去收货币，一些办法有些效率不是太高，有些用起来还有一些困难，有些效果不是太大，比如准备金率提高，效果不是很显著。第二个常规性的手段就是利率，利率提高有副作用，因为当你已经形成了升值压力的时候，除了本身的升值压力，它有个附加的对人民币的需求，这就是热钱流入，所谓热钱流入就是他赌你要升值，他认定了你要升值，所以他赶快把外币变成人民币。如果我们利率提高得更快呢？特别是在美国现在降低利率的情况下，就来了第三个因素，就是赚利差这个目的，为了赚利差就有更多的热钱流入，而这个热钱流入就提高了升值的压力。

那么中央银行主要用的什么办法泥？主要用的办法就是第三种常规的货币政策手段，就是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因为我们有大量的需要对冲，所以人民银行手里国债早就没有了，所以就发明了一种公开市场业务的手段，这就是央票，中央银行票据，当发到了三万亿左右的时候就出现了好多问题，主要问题一是原来发的现在要回收，所以净发行数量就不可能很高。我刚才说了出来了十万多亿的中央银行货币，现在发行了最高额才三万亿。到了三万亿以上，第二个问题就是付息，谁来付息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这种发行方式使得一方面全社会的货币过多，但是这个发行是向商业银行发行的，商业银行又出现了头寸紧张，所以就会有好多问题。对冲不进出现了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的结果或者是物价指数会上去，不过这个第一有个滞后期，有一年多到两年的滞后期。第二它不一定能够上去。通常会出现的就是资产价格上升，而资产价格这个东西上的脱离了基本面就出现了泡沫，出现泡沫就很难整了，它是个单行道，你不能往下只能往上，但是上得越高越危险。

为了要讲这个呢，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引用了日本、韩国和台湾都出现过同样的问题。这三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这个问题上有很沉痛的教训，这里只列下名字，韩国没有找到最好的说明，日本的教训有一个文章是很好的，就是日本国内在86年有个热烈的讨论，当时认为这个最主要的办法还是要自由化，就是汇率形成机制要放开，但是实际的经济利益使他没有采取这个办法，所以在日本的企划厅在制定21世纪战略的时候，在87年就做了一个综合性的研究，后来出了一本书，这本书里就讲到了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所造成的用的语言跟我们是一样的，内外失衡，这个失衡的表现跟我们也很像。另外一篇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两岸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的，台湾方面的主旨讲演，这个讲演人是台湾大学以前的校长孙震，他是经济学家，他也做过六年的台湾的经建会常务副主任，他这个讲演的题目叫做台湾经济自由化的经验与检讨，他是讲一个什么事呢，他一上来就说在80年代中期，世界各界人士包括台湾人都认为到了二十世纪末的时候台湾成为发达经济了，可是没有实现，而且现在渐行渐远，为什么？他就主要讲了一个出口导向这个政策执行一段时间以后一定要调整。他说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这个执行出口导向政策也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执行一段时间就发现外汇存底太多，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要引起一系列问题。后来就制定了一个很正确的政策，就是三个化，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所谓自由化就是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放开，他们用自由化，用我们的话就叫做市场化；国际化，进一步对外开放嘛，不要政府干预国际间的自由贸易；所谓制度化我们对比现在来说就是法制化，但是这个执行起来很困难，执行起来摇摇摆摆很不坚决，结果就造成了资产泡沫形成。当时出现了国际金融系统的冲击，泡沫一破灭，台湾经济就一蹶不振。我在那个会上听他虽然一句也没有讲到大陆，我觉得我们真是应该认真的去读一读这个书，后来发表在比较重刊第25期上，可是这个会大家注意的是两岸政治，没有太注意他这个主旨讲演。

二、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析和应对方针

第一种分析：问题源于改革不到位

总而言之，这个问题要解决它，其实结论虽然到现在还不很一致，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进一步对外开放，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要加速进行，这大概是多数人包括中央银行相同的结论。但是所有这些事情正如刚才讲到的内部失衡问题一样，归根结底取决于改革开放的进程。可是这个时候从04年开始爆发了一场大的辩论，就是改革开放的方向受到了质疑，而且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些很不利于改革开放的社会的心态、气氛、舆论，有两种分析，一种分析我想不用重讲了，认为问题源于改革不到位。因为改革这个东西总是会碰到既得利益的阻力的，它要改变原有的利益格局，所以它总是有阻力。那比如说我们有些很重要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基本的规则就是产生规则，物权法搞了14年，如果不是今年中央采取非常坚决的措施，今年还出不来。反垄断法，搞了多少年？13年，而且现在出台的东西有很多折扣，有些地方就是看不太懂。所谓看不太懂就是说解释看不懂，因为有一种很权威性的解释，说我们不是反垄断，是反对垄断造成的结果。对于垄断要不要反呢？就要先判断，看它的结果怎么样？先分析它是不利于社会的那么我就反，如果它是有利于社会的虽然是垄断也不用反，我看这种解释不大对。向法学家学习，他们讲得很有道理，程序公正重于实质公正，因为这个实质公正到底公不公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所以法律它首先要保证程序的公正性。你说在反垄断这个问题上，我就是判断它是不是垄断，是垄断我就反。如果说我是看结果，说结果对社会有利还是没有利？这个就说不清了，因为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我们某一个领域，本来明明是竞争性的领域，不是自然垄断，那国有企业垄断了，你说有利没有利呢？有的人说国有企业的壮大是对国家、民族有利，那他就有利。如果相信市场的人说只有竞争才能保证经济的繁荣，那么所有妨碍竞争的都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不利的。这个怎么定呢？就不好定了。

那么进入21世纪，这一轮改革到了世纪之初，做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二级公司都重组了上市了，那么进一步呢就是要改组一级公司上市，集团公司，控股公司，这个时候，明显地放慢了。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我们所有的国有公司，除极少数需要国家垄断经营的外，都要股权多样化，都要实行股份制。可是一级的企业，就是集团公司多数是国有独资，按照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呢，就得进一步改。但是到了这一级好像就动摇了。而且这一级还把它固定下来了，董事会也取消了。那么法制没有建立，就使得市场无序和腐败蔓延加剧，这个刚才我也说过。

应对方针

用这种分析来说，他提出的对应方针和政策是什么呢？就是推进改革开放，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是全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上海人代会的讲话。另外一方面，就是推进市场的改革，健全法制化社会。

第二种分析：问题源于改革开放

这是一种观点，另外还有一种对立的观点，说改革开放是罪魁祸首，市场化的改革背离了阶级斗争学说，背弃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学说，否定了计划经济。否定了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就是否定了社会主义。这个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很奇怪，但是却在最近的三年中充斥着我们的网络。当然，他们如果直接了当地说，要回到旧的体制去，并不能够得到起码中间群众的认同。但是他们很巧妙的运用他们在舆论中的地位，把群众对于我们对于经济活动中的正当的不满引导错误。所以我在这里有一篇文章讲，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比如说医疗改革，教育改革，都被套上了把我们中国大多数群众推到火坑里去的理论。所以他们断定中国的经济改革是被新自由经济的经济学家误导的。当时的情况，经济学家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一种社会层面。于是就出来了一句顺口溜，医疗改革叫人看不起病，教育改革叫人上不起学，房价改革让人买不起房子。中国人民现在处在新的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那么怎么办呢？他们提出了他们的方法，就是终止改革，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的旧体制和以阶级斗争为方针的旧路线，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要实现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面更正。那么从经济领域来说，他还有一些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而是因为某些部门所造成的，强化政府干预，国有控制，限制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作用。以致于我们两个报刊，一个是《中国新闻周刊》，一个是《经济观察报》，都提出来，现在在某些领域中，现在存在着国进民退这种开倒车的现象。这个问题十七次代表大会是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的，这个争论不多讲，不过有一篇文章是讲这个争论的，叫做《反思改革明确方向》，第78页到82页。另外有一篇文章是十七大以前写的，是希望中央在有些问题上作出决断，澄清，提出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这个从83页开始，文章叫做《为了迎接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我们追求的社会目标，第三个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阶层的变化和对中等收入阶层的政策。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推进社会改革和民主建设机制。第一个问题就讲了背景，最近一个反对改革的旧路线旧体制的支持者，精神领袖，在全年年底提出的五点纲领中间，还有这样的纲领，为江青等人平反之类的。

十七大：改革开放是中国复